第一百七十九章 王法？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！

    张居正的漕粮箱为何会被使用，因为眼下大明的漕粮会经过陆运+海运+陆运的方式，这样就减少了称重的麻烦，过往的漕运，往往会因为称重的原因，闹出不少的纠纷，新粮旧粮，蒸干，车马等等一系列的问题，都随着度数旁通的标准化得到了改善。

    同样这个问题还涉及到了监察追责的问题。

    这些漕粮箱每过一次手，都会贴上封条，经过了哪个衙门就过谁的手，一旦漕粮出现了问题，就追查到哪里，这也是押箱不押货的基本监察原理，这是张居正考成法中重要的一环，如果可以推而广之，甚至在商业上都能形成有效的追责机制，目前大明毛呢官厂已经用上了这种法子。

    封条一贴，盖章的地方撕下一个角来，是洪武年间空印案之后形成的祖宗成法。

    大明的齐缝书押和印章、在贵重物品上再撕下一角作为堪合凭证，是大明两百年的管理方法。

    为了确保这二十万粮食能够顺利抵达海港，还将启用大明最先进的船，五根桅杆21帆面，长二十丈，宽为四丈，长宽比为5比1，主桅的高度为三丈二尺的五桅过洋船进行运输。

    这也是五桅过洋船第一次入京海航，一艘船可以装1.2万石漕粮，剩下的由随行六十六艘松江镇军兵率领的三桅夹板船负责，同时还有二十名海防巡检，驾驶水翼帆船居中传信护航。

    一支浩浩荡荡的船队正在松江府集结，他们不是在准备出海商贸，而是将南粮送往北衙。

    这是王国光初步设计的大明银粮对流体系，大明将白银带到北方，而后让商贾从南方运粮到北方，这也是当年京杭大运河的具体作用，北方土地贫瘠，多征战，粮食供应总是短缺，稍有风吹草动，粮食的价格直接飞速攀升。

    当年的盐粮对流体系，也是这样的道理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明官场盐丁的逐渐流失以及大明开中法的系统性、结构性遭到了破坏，最终让盐粮对流完全失衡，时至今日，盐引之所以仍然拥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，是因为合法。

    这盐引是合法的盐政，大明的商贾不总是大胆包天，最近朝廷稽税房如火如荼的稽税、追欠，让合法盐引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得到了一个快速的提升，过去一小盐引价值1.5银，一大盐引价值5两银子，最近飙升了大约15%，一小盐引（120斤）价格增长到1.725银，大盐引（400斤）价值飙升到5.75银。

    盐引不需要在官厂兑换，盐引只代表着贩盐生意的合法，万历元年到万历三年，朝廷一共就发行了3963270引，每年大约为一百三十二万引，而且这个需求量还在不断的增长，根据盐引数量，王国光估算出了大明大致人口数量在一个亿左右。

    这种估计是非常粗糙的，并不是作为四差银征收依据，大明的正赋和劳役的唯一数据依据是黄册和鱼鳞册。

    凌云翼这个从江西调往两广的总督，权豪们终于忍不住要弹劾了，两广的缙绅们以为来了个不贪不腐的总督，那就是青天大老爷来了，没想到还真的是青天大老爷，他凌云翼还不如贪一点！

    朝臣们都有点绷不住，但是凌云翼真的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，任何拒绝朝廷命令的缙绅权豪，一律被打为谋逆，予以物理消灭的惩罚。

    凌云翼说到做到，比如在万历三年四月份，凌云翼上奏朝廷宣布任何人不得和罗旁山瑶民商贸往来，不得贩盐入山，违者重惩，与逆民往来、鼓噪、参与民乱，一律等同谋逆坐罪。

    万历三年六月得到朝廷核准后，张榜公告，在万历四年正月起实行，万历四年正月，凌云翼就轰破了两家权豪户的大门，将家主两人，附逆作乱的家人等十数人，坐罪论斩，奏疏已经送到了刑部衙门。

    是真的轰破，推着大将军炮就把人家大门给炸开了，而后一拥而上，将全家人都抓了。

    现在终极决策权，来到了文华殿内。

    一方面是凌云翼的荡寇平定民乱，一方面是权豪户们请求朝廷手下留情，衡量的准绳就是，这电白林氏、广州伍氏是否要处斩。

    凌云翼的证据确凿，从万历三年正月起，就开始收集对方的罪证，一直等到万历四年正月，对方在朝廷明旨的情况下，仍然抗旨往罗旁山瑶民处送盐，关键是这两家还参与到了鼓噪百姓加入民乱，凌云翼械送这些案犯入京，那是铁证如山。

    权豪缙绅们叫苦连天，争相求情，理由也还算充分，说两广总督殷部堂在的时候，大家也都跟匪寇做买卖，殷部堂就不管，殷部堂也是平倭荡寇，短短四年就将倭寇剿灭一空，殷部堂要的钱粮确实要的多了点，大家都不乐意，但殷部堂从来如此苛求，朝廷若是吹求过急，是不是有失圣上仁德？

    刑部尚书王崇古终于想起了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开口说道：“此案入京之后，我部对卷宗进行了核查，人证物证书证，历历可循，刑部认为该杀，坐罪轮斩，抗朝廷明旨为谋大逆，若不治罪，朝廷威严何在？”

    群臣开始讨论该不该杀。

    殷正茂在两广因为缺少粮饷，广摊派，把名单上的权豪缙绅一划拉，直接核算，不给就拆门，还不给就搬床，方式和方法虽然不温和，但两广缙绅权豪，的的确确提供了粮饷助军荡寇平倭。

    在讨论中，万士和往前探了探身子说道：“礼部经查，两家并无三品以上官员，不在八议之列。”

    朝堂风向标万士和的这个风向，代表着讨论的风向已经彻底倒向了杀的方向转变了。

    “大司寇和大宗伯，是不是太激进了些？”朱翊钧的倾向很奇怪，他觉得王崇古有些激进了。

    王崇古稍微愣了下说道：“陛下，大明会典未曾修纂完成，这刑名混乱，臣这司寇也刚做没多久，对刑名不熟悉，还请陛下朱笔御断。”

    当大明律和大明皇帝的意见产生了分歧的时候，以大明皇帝的意见为准。

    王崇古从来不认为大明存在法律这种东西，这也是他对张居正重用循吏不认同的分歧源头之一，守法循理的官吏，大明哪有什么律法？

    他这个思路是逻辑自洽而且非常合理的。

    从身份上讲，君子，治人者也；小人，被治者也；

    大明的律法小民们压根就不懂，也不知道律法在哪里，在遇到了事儿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是托庇于权豪，请权豪为自己游说一二，而且往往很有成效，这是大明的姑息之弊的具体体现。

    而大明的律法对于肉食者而言，根本就是白纸一张，无法有效约束肉食者，因为肉食者是和治人者是高度重合而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    所以大明的律法，上不能约束肉食者，下不能约束小民，这律法可不就是白纸？说大明律，刑部尚书只觉得可笑，大明只有一个法律，那就是王法，陛下的金口玉言。

    对于循吏，王崇古的理解是能做事、能做成事的人，这才是循吏的根本面目，而不是守法循理的官吏。

    王崇古的这个理解是基于自己的践履之实，世宗皇帝有一本《钦明大狱录》，首辅张璁编纂，里面就写了几个案件，全都是皇帝钦定干涉司法的铁证，李福达案、长沙豪民李鉴行劫杀人案、光源陈洸居乡不法案、京师张福杀母案等等。

    尤其是李福达案，在大礼仪的党争之中，牵连甚广，李福达和曾光一样的妖人，这妖人化名张寅，因为捐粮纳输成为了太原卫指挥使，本来李福达已经被坐罪论斩，因为牵连到了武定侯郭勋，而武定侯郭勋只用一句话，就让这个案子翻案了。

    武定侯郭勋说：陛下啊，我因为赞同为皇帝亲生父母亲上尊号而触犯了大家，所以他们才要剥皮见骨置我于死地。

    嘉靖皇帝立刻下旨开始重新审定，最终李福达被无罪释放，官复原职还是太原指挥使。

    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，四川大寇蔡伯贯被捕，事情才真相大白，李福达就是张寅，张寅就是李福达，一场波及数年的冤案终于沉冤昭雪。

    案子的真相究竟如何真的重要吗？不重要。

    高拱和张居正因为改革的政治立场，高度赞同当年张璁和桂萼的判定，在明穆宗实录中，将李福达案仍然认定为诬告，将李福达和张寅二人混为一谈的诬告，而非妖人案。

    所以，李福达案究竟是不是冤案，在嘉靖年间不是，在隆庆初年是冤案，在隆庆四年起到万历年间，又不是冤案了。

    李福达究竟是不是张寅，这个案子是否诬告，早已经和事实无关，在案件爆发之初，案件已经完全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。

    所以王崇古不认为大明有大明律这种东西，只有皇帝的意志，就是大明最大的那一片天。

    王法？陛下的意志就是大明最大的王法！

    所以小皇帝说是否太过于激进，王崇古立刻调转枪口，改变口风，以自己刚刚做司徒不了解刑名，大明会典仍未修纂完备为由，请皇帝直接宣旨，阿旨定案，大明的传统艺能，刑部尚书的标准被动技能。

    “大司寇，朕的意思是不说杀，也不说不杀，这案子就这么查补，暂且糊涂着，人先扣着，天牢里也不缺这些个口粮。”朱翊钧看着王崇古诉说着自己的想法。

    朱翊钧看着群臣开口说道：“朕说说朕的想法。”

    “两广地面的权豪们，大的方面还是支持朝廷平倭荡寇的，殷部堂和凌爱卿在两广主持平倭荡寇，无论用了什么方式方法，权豪们都认捐了，包括了广西官运盐事，权豪也算得上配合，若是现在倭寇平定，就开始喊打喊杀，是不是有卸磨杀驴之嫌？”

    “朝廷若杀，权豪心有戚戚，恐更进一步跟瑶民互通有无，更进一步导致两广战事糜烂。”

    朱翊钧其实不希望权豪们完全站在朝廷的对立面，给凌云翼更多的操作空间和余地，一旦权豪再跟民乱沆瀣一气，那朝廷就把人杀了人，让凌云翼更好做事。

    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手段罢了，他也是想让凌云翼能够真的做成事儿。

    兵部尚书谭纶听闻，认真思虑之后问道：“陛下，若是权豪仍然和瑶民连气相生，那连权豪一块剿了，不就好了？”

    “大司马所言有理。”朱翊钧一愣，沉默了片刻，认同了谭纶这个说法，他的说法非常符合践履之实，权豪既然还要违抗明旨，直接坐罪论斩，把权豪直接一块剿了，不就结了？

    万士和思虑再三说道：“陛下有仁心仁德，臣以为此乃大明之幸，但是公然违抗朝廷明旨，臣以为不应姑息。”

    次辅吕调阳询问道：“元辅以为呢？”

    “臣以为陛下所言有理。”张居正的表态突出了一个模棱两可。

    陛下主张不杀，又赞同谭纶连权豪一道剿灭的暴论，所以张居正说陛下言之有理，但是是杀还是不杀？还是说，只要陛下说的都是对的？

    尊主权是张居正变法的核心，所以他这话的意思是，只要陛下说的都是对的。

    “那就杀了吧，朕远在北衙，而两广在极南，任事大臣面临如何困境，只言片语也说不清楚，既然证据确凿无误，那就杀。”朱翊钧最终下了决断，明公们都说要杀，连最温和的万士和都很明确的说，不主张宽宥姑息，那就杀了就是。

    一定要注意到，两广缙绅弹劾凌云翼嗜杀，请求朝廷宽宥一二，而不是说凌云翼在指鹿为马，混淆是非黑白，凌云翼绝不是办得冤假错案。

    两广缙绅也知道电白林氏和广州伍氏该死，只是请朝廷宽宥。

    朱翊钧做出了最后的决定，大司寇和大宗伯就不用为难了，案子顺利推进到了下一步。

    其实凌云翼面临的局面远比朝廷想象的更加困难，若非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，凌云翼一个儒学生，也不是嗜血之辈，他若是不杀人能把事儿办了，不愿意做个老好人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？正因为矛盾激化到了一定地步，凌云翼才要向朝廷请援。

    张居正认为杀不杀都行，杀可以震慑权豪，给凌云翼更多的支持，不杀可以有更多的政治余地，给凌云翼在地方，更多进退的空间。

    张居正主张杀，因为他不想看到两广和西北一样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，凌云翼杀权豪缙绅，就是不跟地方蛇鼠一窝的具体表现，他当国的时候，要保证大明不再出现任何一个藩镇。

    廷议终于结束了，张居正再次开始讲筵，很多书陛下已经可以很顺畅的读明白了，所以教授的速度极快，陛下学的真的很好。

    而朱翊钧在讲筵之后，开始询问漕粮箱的若干问题，而后开始询问钱法，尤其是铜钱，大明要是铸钱赔钱，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，最后水会枯竭，树会枯萎，这必须要问清楚的。

    张居正听完皇帝询问，抖了抖袖子，找了一本泛黄的奏疏说道：“臣有本代呈。”

    “嘉靖三十四年四月，时任户科给事中的殷正茂，上奏开铜矿鼓铸铜钱，以舒缓朝廷财用大亏，铸息利厚，彼时朝廷东南平倭，西北抗虏，国朝捉襟见肘。”

    “当时核准，但是户部认为投入巨大，不如云南就地铸钱，结果把事情搞砸了，嘉靖四十四年，罢滇铜。”

    铸息是什么？铸息就是铸币税，一两银子换1000个铜钱，而1000个铜钱的所有工本银，在0.625两左右，这就是铸币税。

    殷正茂，提倡大力开采滇铜。

    “又是殷部堂的奏疏吗？”朱翊钧让张宏呈送，认真的看完了殷正茂的奏疏，十分确信的说道：“殷部堂果然有济世之才。”

    殷正茂的意思是将滇铜出滇，在城陵矶、燕子矶、采石矶等地铸钱，长江三大名矶，城陵矶在岳阳，燕子矶在南京，采石矶在马鞍山，都是长江上的良港。

    在长江沿岸铸钱，而后散播到大明内外之地，但是这样投入是十分巨大的，首先就要疏通航路，其次就是要长江良港开建，而且还要整顿沿途的私设关隘等事儿。

    户部图省事，说：城陵矶五方杂聚，于此开铸恐奸诡易兴；云南地僻事简，即山鼓铸为便宜。所以在云南就地铸钱。

    殷正茂在七月上奏，非常不认同户部的做法，认为户部是贪小便宜吃大亏，不把滇铜运出来，钱在云贵淤塞，而终无以为继。

    果然应验，就地铸钱导致滇铜无法出云南，造成了铜钱在云南堆积，钱在云南形成了堰塞，而白银却履行货币职责，银贵铜贱，最终，嘉靖四十四年停止云南铸钱。

    殷正茂说一年只需要投入39万两工本银，可以得钱6.5亿文，朝廷能盈利53万两，户部在云南投入了2万工本银，铸造3300万文，朝廷盈利2万两白银。

    “陛下，臣惶恐，当时户部实在是无奈之举，朝廷亏空空空如也，战事兵祸连绵，哪里能拿得出40万两银子去铸钱，彼时严嵩当国，严嵩党同伐异冤杀夏言，固然奸佞，但是就事论事而言，还是朝廷穷闹出的祸患。”张居正这话又为严嵩开脱的嫌疑，但张居正还是认为，当初户部铸钱，其实还是穷的问题。

    按照殷正茂的思路，赚到的53万两银子，要持续投入到长江匪患平定、长江疏浚、海港营建，如此五年之久，朝廷才能真的开始盈利。

    户部当然知道殷正茂说的危险，钱会堰塞，一定会发生，但是朝廷没银子去督造。

    这个逻辑是这样的，朝廷没银子，所以要铸钱，铸钱是为了盈利，结果需要大笔的投入，可是朝廷没有银子，至此陷入了恶性循环。

    朱翊钧笑着说道：“户部现在有703万两银子。”

    “所以殷部堂当年所画之策，就可以推行了。”张居正俯首说道。

    “先生不是不喜欢殷部堂吗？”朱翊钧合上了奏疏，看着上面卷的角，张居正拿着这本奏疏，显然是多次翻阅，上面还有张居正的笔记，显然张居正是仔细研究过的。

    张居正理直气壮的说道：“臣只是不喜欢殷部堂在两广，贿政必然滋生姑息，姑息必然有藩镇之虞，臣为大明首辅，当国理政，他现在在吕宋，那就是大明忠君体国的泗水伯。”

    朱翊钧笑了笑，让张宏把殷正茂的《议广铸钱以充国用疏》放进政学的橱窗之内，《漕粮箱法》放到了工学的橱窗之内。

    漕粮箱法，不完全是张居正的一人之智，而是南衙造船厂所有船工们的智慧。

    张居正又从袖子里摸出了一本奏疏说道：“陛下亲事农桑，以番薯救荒，宝岐司推广番薯，略有成效，臣请陛下过目。”

    宝岐司推广番薯是推广的救荒粮，张居正亲自主持，大明秦岭淮河以北广泛种植，这东西不能用于纳赋，所以种植推广非常顺利，主要是为垦荒的荒田，薯苗只需要一瓢水，一勺粪，就能活。

    两分种，三分管，五分肥，大明的番薯产量大约是宝岐司的六成到八成左右，完全看肥力，宝岐司那不是种地，那是把薯苗当祖宗伺候。

    主要是肥料上的差别，即便是如此，番薯生民无数。

    陕西、山西、一共开设了三十万亩的种田，这些种田并不是连贯的，而是各府县里，都有涉及其中，地窖若干，主要种的是马铃薯，而不是番薯，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三万余顷，饥馑饿殍比之往年明显减少。

    而河南、湖广的种田只有二十万亩，种植面积也只有两万顷左右，主要产区集中在了一些丘陵地区。

    京畿、辽东的种田京畿有四十万亩种田，而辽东只有五万亩种田，种植面积超过了四万五千顷，户部已经有声音说要对番薯征赋的打算，但是张居正依旧不肯，并且认为番薯本就是救荒所用，不宜征赋，但是户部仍然认为万历十年起，就应该征赋，否则借着番薯名义不纳正赋，会蔚然成风。

    而这里面，王崇古在西北宣大等地的番薯推广工作中，仍然是一骑绝尘，再次摘得桂冠，以宣府、大同府两府之地，种田三十万亩，种植面积三万顷、亩产为八成，遥遥领先。

    主要是十九万的力役安置，人粪多让西北番薯的产量变多，其他地方也就是六成而已。

    “朕不知让大司寇回京是对是错，大司寇离开了宣大后，宣大的种田不仅没有增长，还有所降低。”朱翊钧看着手中的奏疏，察觉到了一个现象，吴兑和王崇古渐行渐远了。

    更加明确的说，吴兑在作死。

    王崇古说两三年内，他还能管得住，那之后，西北闹出什么乱子，他真的不敢保证。

    事实也是如此，王崇古离开宣大仅仅一年，他的那些政绩不仅没有得到推广，反而是出现了下滑。

    “族党藩镇之虞也。”张居正则非常平静的说道，他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局面，他不会归政的时候，还给陛下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明。

    而此时的王崇古家宅中，已经搬到了王崇古家中的张四维，听闻了朝廷要处斩两广权豪缙绅之后，急匆匆的找到了王崇古。

    王崇古从来没改变过自己的立场，他就是想赚钱。

    张四维面色不再金黄，但是现在的面色更加恐怖，是蜡黄色的，他振声说道：“生杀予夺，生杀予夺啊！舅舅！我说什么来着？朝廷掌控了生杀予夺大权，我们赚的钱，全都是给朝廷储蓄罢了。朝廷为了银钱，冤杀权豪缙绅啊。”

    王崇古看着张四维不敢置信的说道：“你怎么这么喜欢颠倒是非曲直？凌云翼在去年正月就开始张榜，不让缙绅豪户跟罗旁山民乱勾结，已经一年多了，万历三年六月，陛下旨至两广，万历四年正月起开始推行。”

    “就这，陛下仍然打算念在他们助军的份上，宽宥一二，我，你舅舅，同意杀，陛下不想杀，廷臣同意杀，最后才廷议要杀。”

    “你能把这个事情发展的顺序捋顺了去思考问题吗？”

    “朝廷的确掌握生杀予夺大权，但若是这两家权豪户遵纪守法，朝廷闲的没事干，去威罚？他们那点家产，算什么啊，现在户部里躺着七百万两白银！”

    “朝廷，才是天下最大的权豪户！陛下才是天下最大的那个权豪户，你明白吗？”

    张四维依旧不服气的说道：“还不都是聚敛之臣，苛责鱼肉缙绅而来？”

    王崇古深深的吐了口浊气，语重心长的说道：“外甥，你的立场是你自己，这没问题，但是你有没有思考过，人是群居的，没有人能离开他人而活，你会庖厨吗？你会木工吗？你会种地吗？你会吗？你统统不会。”

    孟子驳斥农学天子亲事农桑，主要是讨论的就是分工。

    王崇古两手一摊说道：“对立而统一，你懂吗？”

    “你不能只索取，不付出吧，索求和付出是对立，也是统一的，索取就是付出，付出也是索取。杨朱之学贵己已经是邪道了，但是人家杨朱之学，还讲究拔一毛而为天下，不为也，取一毫而损天下，亦不为也。”

    “一毛不拔，一毫不取，你只是一毛不拔，却不肯一毫不取，你的想法，甚至还不如杨朱之学。”

    王崇古非常支持张居正取缔六十四家书院，这活儿还是王崇古亲自操刀干的，看看张四维的思考问题方式，这哪里是贵己，分明是以我为尊，天下都要围着我转的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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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(本章完)